可以说，盗版是伴随着我国出版物市场的繁荣活跃，出版发行业社会化、市场化进程而生长出来的一个“毒瘤”。从80年代末期开始，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截流堵源的有效措施严厉打击盗版。然而，无法回避的现实是，在我们身边，盗版依然肆虐——
在我国，盗版的滋生蔓延有这样一个过程：80年代中后期，盗版主要存在于书刊领域，起初只是乡镇小厂或农民的家庭印刷作坊盗印一些粗制滥造的言情、武打小说等畅销书；90年代以来，盗版、盗印无论从品种、数量、载体形式、作案手段和规模上都呈上升趋势。品种上，从畅销书到中小学教辅读物，从工具书到政治性读物，无所不盗，盗版数量更是惊人，《岁月随想》、《围城》、《新华字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修订本）等都有几十种盗版本。据称，有的地方的书刊市场上盗版书达到了70％。从载体形式上看，过去只有盗版书，80年代后期发展到盗版录音带、录像带、CD、VCD、DVD、电脑软件等，新型载体技术手段先进，其盗版情况甚至比图书领域更严重。盗版的手段和规模起初只是作坊式的小打小闹，目前已经发展为有组织、成规模的非法盗版集团盗版，有的甚至是法人盗版。盗版出版物技术更精，印制精良几可乱真。
与此同时，我国的打击盗版工作也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，从80年代末期开始，我国政府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“扫黄”“打非”行动。盗版活动作为非法出版的主要形式成为“扫黄”“打非”工作的主要内容，特别是1994年至今的6年来，“扫黄”“打非”集中行动中多个部门协同作战，把打击有组织的盗版犯罪作为重点，突出安排，采取了一系列截流堵源的有效措施，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。
然而，不能否认的是，盗版问题不可能经几次集中行动就彻底解决。目前，大规模向我国内地走私盗版光盘的活动仍然十分猖獗，境内还有少数非法光盘生产线未被挖出，书刊盗版盗印活动仍屡禁不绝。盗版活动之所以如此顽固，我认为主要是由于：
——我国的著作权法颁布仅仅9年，版权保护意识的普及还需相当长的过程。
——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人民群众收入水平相对较低，因此，尽管盗版品品质低劣，但其低廉的价格却颇具吸引力。
——客观上讲，盗版有暴利可图。以音像为例，一张盗版光盘的成本仅为0．6—1．0元左右，而市场上却卖到5—10元。其暴利可想而知。而我国新刑法规定，侵犯著作权罪，最高刑罚是判处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，对盗版者来说，盗版是有贩毒的利润而无贩毒的风险。
—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正版的供给相对不足，给盗版以很大的生存空间。以音像为例，这几年，VCD机、DVD机和电脑的普及速度非常快，而供给这些机器和电脑“消费”的正版节目却相对匮乏，而且品种单调。一些畅销的出版物，发行滞后，周期过长，一般要2—3个月才能完全覆盖全国中心城市市场，有的边远省份和相对落后的农村要见到书就更晚了，这也给盗版者以可乘之机。
——有的地方领导对打击盗版、保护知识产权不重视，对盗版的危害性认识不足，重“扫黄”，轻“打非”。有的地方领导甚至认为盗版无害、群众需要，适应经济发展，对盗版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，至使对盗版行为的地方保护愈演愈烈。
——在这种错误认识和指导思想支配下，一些地方存在着对盗版案件“有案不查，立案不结，以罚代刑，重罪轻判”的现象，对盗版犯罪，一般罚款的多，判刑重罚的少，这就使盗版者有恃无恐。
——出版物市场管理体制，特别是音像管理体制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多头管理、政出多门、左右交叉、上下错位的状况，没有形成有力打击盗版的拳头。
随着中国入世进程的加快，中国经济将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之中。国际上对我国打击盗版、保护知识产权将提出更高的要求，我们自身开展知识创新、科教兴国，也需要一个健康有序的出版物市场环境。笔者认为，从根本上解决盗版问题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：
一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全民打击盗版、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教育和宣传，提高领导干部对打击盗版的认识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。
二、要加快出版改革开放步伐，不断提高出版的集约化程度和生产力水平，开发出更多健康、群众喜闻乐见的出版物品种。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，降低价格。
三、继续着力打击有组织的盗版犯罪，继续在“打团伙、破网络、端窝点”上下功夫。
四、最根本的是要进一步树立权利人的维权意识，促使他们主动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同时，广大消费者也要增强主体意识，利用有关法规保护自己的权益。加强社会、舆论监督，形成对盗版侵权者的合围夹击之势。
五、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，理顺出版物市场管理机制，建立健全有关管理机构。
六、加强打击盗版的国际合作。打击盗版，特别是有组织的盗版犯罪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，需要与国际上的反盗版机构和组织加强联系，共同打击盗版。
（作者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物市场办工作人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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